印度旱灾受益股,印度股市历年走势图

Q1:旱灾、洪灾、地震发生后,哪些股票会涨?

农业股(粮食、肉类),机械类,医疗类股票会上涨。

Q2:旱灾来了 哪些股票比较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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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印度旱灾严重导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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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印度主要自然灾害是旱灾,原因是( )

印度是热带季风气候,夏季是雨季,降水过多易发洪涝灾害;冬季是旱季,降水稀少易发旱灾。

Q5:印度发展潜力不错,为什么有的海外投资者要撤离印度?

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一部极富民间文化特色的作品,它之所以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成绩不凡,其中许多栩栩如生可以载入文学史册的人物形象。是以民间文化为底蕴作铺垫而成的。换句话来说,没有那些丰富的民间文化在作品中的渗透,就不会有《白鹿原》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在《白鹿原》中,这种人物形象塑造的民间性,还不仅仅是一种拿来即用的胶合状态,而是非常好的融化一体。
本文将对《白鹿原》中人物形象塑造的这种民间性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民间性的体现
我们知道,一个内涵深刻、形象丰富的人物形象,一般由姓氏称谓、肖像、性格三个层面来构成。在《白鹿原》中,人物形象塑造的民间性也主要通过这三个层面来表现。
(一)人物姓氏中的民间性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姓氏称谓标志着一个人的血统、家世、身份和前程,据说伏羲氏就开始“正姓氏,别婚姻了”。生活中,顺姓起名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希望和祝愿往往都寄托在姓名上面。而在文学作品里更是如此,主要人物的姓名称呼一般是不能随意给定的,总是根据作家的意图、人物的性格和活动命运来取上适当的姓名,使其“名副其实”。这种起名方式反映了作家在塑造这一形象时,继承了民俗崇拜信仰的传统,因为在传统观念里姓氏称谓早已成为一种民俗,它附和在人物形象身上,人物形象就会有这种姓氏内含的文化辐射力。
先就白鹿原三个字来说,它在作品中是一个地理的符号,它的命名由于那个神奇莫测、普救生灵的白鹿神灵的传说依附,使得它成为一种地域文化中美善的象征了,蕴涵着丰富的民间意象,体现出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以及这些人们在全部生命活动中形成的传统、风俗、生存方式、思想观念等。从这个角度看,陈忠实把作品命名为白鹿原,其实是为人物形象的塑造创造一种民间的文化氛围。
《白鹿原》中的第一人物白嘉轩是白鹿村里的族长,姓名本身就象征着这位族长威严的地位和美好的品格,隐含着源远流长的必然的“活的历史连扣” [1]。“白”色在中华民族远古的民俗里,是作为纯洁、吉祥的象征而得到崇拜的,“白”在汉字里含有洁净、彰明、清楚、真率之意。如屈原《九章·橘颂》:“精色内白,类任道兮。”[2]《荀子·不苟》:“身死而名愈白。”③《逸周书·谥法》中也解释为:“内外贞复曰白。”④嘉轩二字同义重复,强调形象的品正德厚。再如田小娥这个人物形象,她是一个悲剧角色,又有着反抗精神,连死后的鬼魂都有一股强烈的复仇精神,由此作家在她的命名上运用了民间传统文化中的反封建象征,“娥”字的名字,与元杂剧《窦娥冤》女主人公同名。不言而喻,这绝不是一般的命名,它们之间有着较深的姓氏民俗意蕴关联,使我们从视觉、心理上就会与之产生联想,这种“娥”字命名方式由于它固有的文化积淀,使得女性形象的地位、性格、命运都得以不同程度的显现。又如白嘉轩唯一的女儿,白灵,这个名字民间寓意深刻!她是伴着百灵鸟叫声而呱呱落地的,因此取名“灵灵”,而百灵鸟在我国民间自古就被认为是最美的鸟,吉祥的鸟,所以白灵在作品中也是美的化身、正义的化身。
在《白鹿原》姓氏称谓的命名方式中,还有一种很具地域特色的习俗,即给人物的乳名、小名起贱名。作品中长工鹿三的两个儿子黑娃、兔娃就属此类。因为初生的婴儿、幼小的孩童,民间俗信认为是不该有堂堂正正名号的,否则难以养育,相反,那些贱类,狗啊、猫的,不用操心,一个个长的活蹦乱跳的,这种反其意而用之,正体现出人们的心理期望和民间的俗规。此外我们也都知道,关中地域属黄土高原地带,民生贫瘠,生计困难,特别是近代以来战乱频繁,天灾人祸,这一切都在普通民众的心理上留下了阴影和苦涩的回忆,反映在命名上自然不会有过高的期望。另外,《白鹿原》中的主要人物特别是男性,如白嘉轩、白孝文(武)、鹿兆谦(黑娃)、鹿子霖、鹿兆鹏(海)等,他们的姓名都是三个字。也许是巧合,连书名都采用三个字。读起来有种顿挫的韵味。这种内在的结构其实反映出民间文化里的一种思维倾向:两点不够稳定,三点才能构成一个稳定的平面。显示出民间文化中对人生命运一种理想化的希冀。
(二)人物肖像中的民间性
《白鹿原》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其民间性的第二个层面就是肖像。民间文化对作家文学中形象的切入表现在姓名称谓中一般只是停留在形象勾勒的浅表层,而对人物肖像描写的切入,则进一步深入到人物形象的深层结构中。
所谓肖像,即具体到人物音容笑貌、体态服饰等外貌描写,比如我们常说某某长的象关公,红脸、长髯,为什么红脸、长髯就象关公呢?这正是因为传统民俗意象和汉代时尚审美习俗在人们肖像中的积淀。这一点在《白鹿原》人物形象中表现的也十分充分。
朱先生是《白鹿原》人物中最具智力和预见力的人,是带有点“仙骨”的人物形象,在刻画他是白鹿精魂之化身的肖像上,最为传神的是关于他去世前的一段描写,先生预感他即将离世,一袭白衫的他坐在椅子上,让他的妻子为他寻找头发上是否还有黑发,结果寻找了半天,只找到最后半根黑头发!妻子说:“你成了一只白毛鹿了!”随后,当朱先生走到前院时,妻子朱白氏忽然看见前院腾起一只白鹿,掠过房檐飘过屋脊在原坡上消失了,这是再明白不过的意味了:白鹿原上最具智力的先生化成白鹿飞走了。作家有意为之契合上民间的光环,一头白发,一袭白衫,更凸现了朱先生白鹿化身的神秘性。另外一个白鹿化身者——白灵,作家也倾注了很多笔墨,无论是学生时代,还是革命时代,白灵最爱穿的就是白色的衣服。在作家的眼里,他们是美和善的象征,因而他们的外貌也必然是美好的,而白色就如我们在姓氏中民间性的论述一样,它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民俗里,是纯洁和吉祥的象征。在《白鹿原》第二章中,有关白鹿的外形和相关描写很传神:“很古很古的时候,这原上出现过一只白色的鹿,白毛、白腿、白蹄,那鹿角更是莹亮剔透的白,白鹿跳过………麦苗忽地窜高了………一切毒虫害兽全都悄然毙命了………半世瞎眼的老汉睁着光亮亮的眼睛端着筛子捡取麦子里混杂的沙砾,歪嘴斜眼的丑女儿变的鲜若桃花…………。”白鹿这样的外形和善行无疑是朱先生和白灵美和善形象的民间性来源。
而那个舍身救夫的田小娥,当她被自己丈夫的“亲大”杀死的那一刻,她绝望而悲惨的喊了一声“大啊”,就是这一声,深深地刻入了鹿三的脑中,随之而来的是田小娥疯狂的复仇:她把自己的魂魄附在了鹿三的身上,直至鹿三精神彻底垮掉。而且她还借鹿三之口公开了一个秘密:眼下浪漫在原上的瘟疫是她招来的………。这种人鬼混同、光怪陆离的世界,其实是地域文化和民间习俗的反映。田小娥以冤鬼、厉鬼的复仇者面目出现,充分体现了中国民间传统中“冤有头,债有主”、“此仇不报,阴间变成厉鬼也不让你平安”的一种因果报应观念。再看死后的田小娥骨殖发绿,被焚烧后埋葬,在冬季雪后,坟上的枯草中却有成群的蝴蝶飞舞。这种景象看起来荒诞不经,其实还是化用民间传说中的形象,梁山伯和祝英台合葬后不也是化蝶双飞吗。这种传说的化用,使作品具有浓厚的东方古典神秘色彩。
肖像中的民间性还体现在衣饰上,不同地域有不同的衣饰特点、习俗。在《白鹿原》第22章里有一段描写鹿兆鹏逃亡时的装扮:“他头上缠裹着一条脏兮兮的蓝布帕子,穿着一件褪色的蓝色对襟布衫………白布裹毡从脚趾一直缠扎到膝盖。”头上的帕子是为了挡风沙、擦汗水,扎腿是为了方便在原上干农活、行路,那对襟的布衫更是千百年来西北农民最典型的服饰。这副行头很显然是一位“土里土气”的黄土高原农民的形象。
描写更为凝练的肖像是罗锅白嘉轩。作为族长,他必须担起整个原上的一切大事。大旱之季,他率领村民到龙王庙求雨:“白嘉轩跪在槐树下,”面前摆着各色求雨的供品,祭祀用的香蜡纸表“沸腾”地燃烧着,“白嘉轩霍地站起………一甩手走到关公象前,点燃三支香插进香炉,作揖长拜之后就伏下去一动不动………继而又忽然像一只追袭兔子的狗奔到槐树下,双掌往桌面上一按就跳上方桌,大吼一声,‘吾乃西海黑乌梢’,接着又‘啊’地大喊一声,只听‘扑哧’一响,一根烧的透红的钢钎儿从他的左腮穿到右腮,冒起一股皮肉焦灼的黑烟,白嘉轩狗似的佝偻着的腰杆端戳戳直立起来,守侯两旁的人忙取出备当的一根两头系着小环的皮带,把两只小环套住穿通两腮的钢钎儿,吊套在头顶,恰如骡马口中的嚼铁,白嘉轩被人扶上抬架,八个人抬着,绕在他头上身上的黄绸飘飘,腾起威武悲壮的气势……。”这分明是古老部落里神圣祭祀的再现,诸多对白嘉轩言行体态的刻画无不透露出白鹿原族长身上被民间习俗所烙上的痕迹,这种置身于风俗之中的人物肖像描写,更形象地勾勒出人物大抵的秉性和脾气,画出了人物性格的轮廓。
(三)人物性格中的民间性
塑造一个人物形象,主要是要写出人物有血有肉的鲜明个性。姓名、称谓、肖像外貌都是为人物性格这个中心服务的。民间性对人物形象塑造的切入,关键是要深化到人物内在的性格中去,糅合在人物形象的结构深处,成为支配人物行动、展示人物主要特征的带有密码指令的性格基因。这种性格基因应该是传承于群体心理意识中,经过历代民间大众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艺术概括,进而以稳定的形式呈现在一定的民间人物形象中,成为一类人的象征。当进入文学作品中时,这种基因就会决定着人物的形象面貌,如诸葛亮的智慧、张飞的猛勇、猪八戒的懒笨等。在《白鹿原》中,人物形象有着丰富的民间性格基因。
首先看白嘉轩,评论家朱寨曾言:“白嘉轩是我们民族的最后一个族长。”为了恪守传统道德伦理,支撑白鹿原上的一切固有秩序,维护他的威仪,为此,他以身作则,与长工鹿三有着“亲兄弟”般的关系;他不计前嫌,尽力搭救狱中的黑娃、鹿子霖;他可以大义灭亲,与“不孝”的长子白孝文断绝关系;他可以不辞艰苦,去自残式地拜神求雨。总之,他的一切都是在完美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他不仅仅只是一个原上的族长,而是升华为古老民族中享有民族图腾和祖先崇拜地位的“族长形象”。这就是白嘉轩仁义性格的民俗来源。但这只是白嘉轩性格的一面,民间性格对他的切入并不是单一的 。为固守祖规,他不让黑娃和田小娥进宗祠祭祀祖宗,并带头用刺刷惩治田小娥;当他获知原上的瘟疫是由田小娥的鬼魂招来的,更是力主筑一座镇妖之塔,以除邪避鬼,让田小娥的灵魂永世不得翻身。也许他是为白鹿原着想,但我们不得不说,这与白娘子被法海镇在雷锋塔下有异曲同工之效,白嘉轩的性格基因里还有一个法海的形象。
说到朱先生,自然是一个可爱的人。他的智力可以使那个清朝巡抚的几十万兵勇退却,可以禁绝原上的鸦片种植,他博古通今,竟能预测几十年后的红卫兵掘了他的坟墓。这么一个智者、圣贤,他的一举一动很令我们想到那个民间的“阿凡提”,也可以想到诸葛亮。总之是我们在中国传统神话故事中经常见到的人物,一方面有着智慧的基因,一方面又有着仁义道德的光环,因为他本身是白鹿的化身,是这个原上美和善的象征。
有美和善,也就有恶和丑。白孝文,这个曾是族长继承人的白家长子,却成为了讽刺白嘉轩的败家子。他陷入与田小娥的偷情而不能自拔,不顾妻子饿死在家中,卖光宅田,还抽起了鸦片。一切民间里不孝子的行为他全占了。尽管后来他浪子回头,衣锦还乡,但毋用置疑,他的身上渗透着民间众多“逆子”的基因。
《白鹿原》中,黑娃夫妇的性格里也同样凝聚着民间的基因。黑娃的一生多是以土匪的形象出现的,但在他的性格里,有着匪性和人性的杂糅:他打死鹿子霖的老爹,撞折白嘉轩的腰杆;他又有着深爱的人——田小娥,跪在母亲坟前时,哭昏了好几次。他的人生与《水浒》里的英雄们一样,被逼离家(官府欺压)——聚山为匪(逼上梁山)——投诚国共(朝廷招安)——被杀。这仿佛是一个宿命,民间里的好汉们与时代里的土匪都在演义着相似的民间故事。但相比之下,他妻子的景况要更令人怜悯些。这个乡间的妇女形象,她为了救黑娃,可以不顾一切,可以献出一切。但当这一切都令她失望,以至绝望被自己丈夫的亲爹杀死时,她发起了反抗,她一如孟姜女哭倒长城一样,把瘟疫招到这个原子上,死了无数无辜的人;她把鬼魂附在鹿三身上,直至缠死他。即使骨殖被焚,灵魂压在镇妖塔下,她仍化成彩蝶飞舞在冬季的原上。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田小娥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悲剧人物,她虽没有孟姜女的忠贞形象,却有着孟姜女敢于反抗的性格,复仇就是她反抗性的最好体现。而且她没有死,就像孟姜女化成了大海里的鱼一样,她化成了原上的蝴蝶,把自己的生命化成了另外一种形式。
二、民间性带来的意义
我们从上述三个方面来论述《白鹿原》人物形象塑造的民间性,是为了突出其层次性,其实在《白鹿原》里,三个方面是有机统一的,一个成功塑造的人物形象应该是三方面的融合(当然,其中是以性格为主的,因为性格才是决定人物形象面貌的主因)。从民间土壤里走出的人物一旦走入作家文学里,由于自身先天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将会使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甚至整个作品的解读空间和审美意义得到大大拓展。在作家陈忠实看来,将这些民间性融化在人物形象中,自然也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目的和审美追求。
(一)增强作品的民族性
正如作家在作品扉页上写的那样:“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巴尔扎克语)历史自然是由人创造的,然而通常情况下我们看到的历史,却只指那些允许让全社会人看的一部分,民族的秘史隐含着我们这个民族历史的另一面:即那些民间的、乡野的的东西。它们隐于历史斗争的背后,只有靠生活在那片土地的人们的一切活动才能反映。
在《白鹿原》中,许多过去不被了解、不让知道的甚至有点神秘的东西终于被挖掘出来了。白嘉轩、朱先生、黑娃、白孝文等这群生长于斯的人们,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正是民族历史中的悲怆国史、隐秘心史。这些精心刻画的灵魂,无论是白嘉轩的“族长”形象,还是白孝文的“逆子”形象,“都有着很深的文化象征意味,都是民间文化积淀的产物,展示了民族文化的深邃与厚重”[3]。在他们身上,我们既看到民间文化里积极的一面,又审察到他们身上固有的劣根性。从上文分析人物形象中的民间性体现我们可以看出,美与丑,善与恶,在民间里从来就是对立又并行出现的,即使是白嘉轩这个仁义的化身,也有着法海形象的一面。作家虽然在他的身上赋予了几近完美的的民族道德,但还是以理智的态度审视了他固有的劣根性。作家用毫不讳避的笔直戳民族灵魂的核心,借以表达了他对民族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文化的关切和批判。
如果说民族灵魂是一部充满奥秘的大书,《白鹿原》就是一部诗化的民族灵魂画卷。面对复杂的民族灵魂,如何去继承与发扬、摒弃与超越,《白鹿原》为我们提供了一面很好的“镜子”。
(二)增强作品的地域性
正如作家自己所言,写出那些人物,目的也是为了“让自己死后有一部用来垫棺材枕头的书”[4]。作家在白鹿原里寄托了他对生长于斯的人们的关切之情,以求了结一个从此原上走出来的农民儿子的恋乡情结。
从我们的分析看,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有着自己的民间原型意象,都有着地域民族文化底蕴的支撑。总之,他们的身后是广袤无垠的关中民间文化海洋。他们的言行举止、衣饰打扮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习俗,是关中民俗服饰的艺术写照;他们又是天然的地域方言专家,俚语土话使他们活在黄土的深处。
《白鹿原》中的人物形象在民间性的关照下,还产生了另一层的地域文化审美意义。卡西尔在其《人论》中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一个生活在特定地域文化氛围里的人,他的行为必然打着深刻的地域文化烙印。这种文化对他的影响也必然如遗传基因一样深植在他的意识深处,使他成为带有鲜明特征的这种文化的“符号”。白嘉轩、朱先生、黑娃等都是“土生土长”的关中人,他们的血管里浸润着关中文化的神韵,他们就是关中白鹿原的“符号”,他们的秉性以及一举一动都与白鹿原自然、文化的环境构成一种内在同构的性质,形成一种互动的和谐关系。民间性在他们身上体现的越精湛,越深厚,他们的个性化品格也就越突出,这些人物的身上由此也就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具有人性内涵和复杂性格。他们在感性和理性、社会规范和家庭利益等矛盾纠葛中,生动地展现了关中民间的理想、欲望、情感、意志在时代变革中的原生情态。凭着这种自觉民间视角的审美追求,白嘉轩一类的人物形象在当代文学史画廊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有着独特的地域文化审美价值。
(三)增强作品的通俗性
《白鹿原》反映的主题和意义是严肃、深刻的,但这并不能否认它的通俗性。在民间性的孕育下,加之作家有意识的追求,那些从作家的笔下走出的人物形象,很是增强了作品在语言、故事等方面的通俗性,使作品有着令人爱不释卷的可读性、趣味性。
首先,这种通俗性表现在《白鹿原》的语言上。相比较高雅文学的语言而言,通俗性的语言应充分考虑到一般民众的欣赏习惯,它不能太玄虚、深奥。戏曲家李渔曾言:“其事不取幽深,其人不取隐僻,其句则采街谈巷议……总而言之,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5]这里所言传奇、戏文的“贵浅不贵深”,就是指语言的通俗性。《白鹿原》在这一点上是相当成功的,作品第七章有段文字相当精彩:“四月十三日,白鹿镇上贴出两张布告,一张是罢免史维华滋水县长的命令,同时任命一位叫何德治的人接任。……白鹿镇逢集,围观的人津津乐道,走了一个死(史)的,来了一个活(活)的;死的到死也没维持(维华)的下,活的治得住(德治)治不住还难说。……”这种把方言与人名进行了巧妙的谐音联系,是典型的民间幽默,它不仅表现出民间大众的才智,而且它直接的影响就是增强了作品的趣味性,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这不是一个特例,纵观整部作品,它的语言都有着很浓厚的通俗性,关中土语的运用,信天游体式的唱词,民间笑话的引用等不胜枚举。
民间性带来得通俗性更重要的体现在在故事性上,所谓故事性,就是指故事情节的曲折和引人入胜,它要求作品的故事情节能够调动读者情绪体验的强度、密度和复杂性。在民间性的渗透下,《白鹿原》中的民间神话、传说使得人物的生活、命运构成了故事性很强的情节,整部作品情节曲折,故事奇巧,写事,不仅写寻常事,而且还写怪事、秘事、战事,甚至鬼事;写人,不仅写普通人,且还大量写奇人、能人、恶人。朱先生的智退敌兵、禁绝原上鸦片,黑娃的土匪生活,白孝文的败家行为,白嘉轩自戕式的祭祀求雨以及白鹿的神奇传说、田小娥的鬼魂附体等等,都造成了一种神秘的色彩。这样的人和事,构成了具有传奇性的内容,为一般人所不知,或略知一二原闻其详,这由此产生的陌生感和距离感自然使人产生阅读的欲望,产生了吸引力。
无怪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白鹿原》在《当代》连载之后,竟使得这份纯文学刊物发行量大增,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很大程度上是民间性给作品带来的通俗性使然。
而且毋庸置疑,这种在民间性的关照下塑造人物形象的成功范例,会进一步增强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会促使处于社会转型期和民族文化重建中的当代作家从民间文化价值视角出发,关注民众的生存状态,审视生命的意义,挖掘传统文化中有益于现代文化建构的人生事像,寻觅与自己的文化理想相吻合的民间文化价值内容,并借助那些民间人物形象深刻地表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白鹿原》向民间性的方向迈了一大步!它让关中平原上的神话、传说、民风民俗在置换和新的组合中得到重生,并注入了时代新的内容。
三、民间性的缘由
民间性在《白鹿原》中成为塑造人物形象的一大“法宝”,它是《白鹿原》宏大主题的背景文化。意义之大,不必再赘言。我们要进一步分析的是,这个民间性它来自哪里?
我们以为,两个方面的原因促使了民间性在作品人物形象中的渗透。
(一)作家自身的经历和自觉的艺术追求
从作家自身来看,确实是这样,陈忠实是地地道道的从黄土高原走出来的农民之子,他在生于斯、长与斯的关中平原上工作、生活了几十年,连写《白鹿原》所花的五年都是在远离西安的农村家里度过的。作家笔下的白鹿原亿万年来就处于灞水之滨,终南山下,这里芳草青青,溪流潺潺,炊烟袅袅;这里民勤稼穑,俗尚鬼神,民性粗豪。昂扬悠长的信天游,狂跳猛擂的腰鼓,祭祖拜神的秧歌是这一地区民间艺术的代表。透过历史的烟云,依稀可以看见蓝田猿人的曙光,半坡先民的脚印,轩辕黄帝的伟绩,以及由西周青铜文化,始皇陵兵马俑,汉唐丝绸之路等交织而成的文化网络。在这片原上,几乎每一寸土地都有一段神奇的传说或故事。在这些传说、故事里,深藏着关中人生命追求中的创业意识、造反意识和享受意识。它们凝聚成强烈的生命文化精神和诚挚的恋乡情结,一并渗透到陈忠实的心灵深处。
可以想象,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几十年都在如此浓烈的的民风民俗的浸润下,即便无明确的学科性的民俗理论知识,也必然会在创作中形成自觉的民间创作思维模式和心理机制,必然会把那些在生活中获取、了解、熟知的民间人物形象有意采之,使其充实、丰满自己作品的形象。就如作家关于他塑造的白嘉轩这个人物形象时说到:“当我正在酝酿这本书的时候,一位老人向我粗略地讲述了一个家族的序列,其中说到一位族长式的人时,他说这个人高个子,腰总是挺的端直端直的,………从村子里走过时,那些在街巷里袒胸裸怀给娃喂奶的女人们,全都吓的跑进街里头去了………。这几句话点出了一个精髓,让我几乎一下子就抓住了笔下人物的全部灵气!”[6]这说明生活在关中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正是陈忠实笔下人物的源泉。总归一句话,陈忠实已成为关中民间文化的又一载体,在作家的身份下,他自觉地完成了从民间文学到作家文学的再一次艺术升华。
(二)社会文化背景的促使
《白鹿原》成功地把民间性运用于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除了作家的经历和素质使然外,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也不应忽视。因为作家在作品中的创作倾向,会因社会中不同文化思潮的影响,从而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
我们知道,民间文学历来以其广袤和深邃的文化内涵,在文化心理上制约甚至规定着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它本身中的文化积淀和日常生活形态又总是一切文学的重要源泉。它不仅哺育着作家文学的成长,给作家以多方面的艺术熏陶,而且直接为作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题材、生动优美的语言和多种多样的艺术样式。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那些民间的人物和精灵一旦进入作家的视野和作品,已不再是原本的艺术形态了,而是潜伏或依附在作家主观能动性之上,不仅闪现着民族生命历史长河扭曲而不息的身影,有着深厚的文化意识,而且亮出了时代靓丽的身姿,有着鲜明的时代气息。
一个世纪以来,“到民间去”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大的趋势。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知识分子们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的文化运动,鲁迅、李大钊、周作人、顾颉刚诸知识界的首脑都是这场运动的中坚人物。运动主要要解决的问题是贯彻“五四”文化的平民主张,并进一步把乡村看成中国文化复兴的基地,以民间做榜样,寻找一种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存在的持久生命力特征。1936年,鲁迅先生更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7],虽然这个口号的内涵大于民间文学,还包含有乡土文学、通俗文学等,但它的价值导向却是明确的:那就是要探索民族文学样式的多元化。在这些先导性理论的影响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涌现了不少关注民间的作家和具有民间性的作品。
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在西方文化浪潮的强烈冲击下,民族文化重建的呼声也愈来愈高,,作家们的本土文化意识再次被强烈的唤醒,对民间文化的关注和挖掘成为一种文化取向,作家们力图在博大深邃的民间“淘出”能够重建现代人文精神的价值形象。“寻根”文化小说由此应运而生,他们对民间性的认同、消纳和再造,显示出了独特的创作优势。只要我们稍微注意,就不难发现,在很多当代文学作品里面,那些男男女女、衣食住行、四时八节,处处都隐含着一定的民风民俗,许多人物形象的背后仿佛有着某种隐喻和象征。其实不难理解,他们要么来自民间生活,要么是民间人物在作家笔下的又一次艺术升华。“寻根”作家们对民间文化的热切关注和挖掘,为其恢弘的小说构思注入了一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这种贴近民间、透视民间、翻耕民间土壤、拯救民间的创作倾向,使得此类作品的构思特别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显示出深厚的“民间性”,比如:《黑骏马》里的白音宝力格,《爸爸爸》里的丙崽,《平凡世界》里的孙少安兄弟等形象,都有着民间文化的影子。而《白鹿原》就更是此典型代表了。
立足关中大地的作家陈忠实就是在亲近民间、让血脉与那片原上的黄土息息相通的基础之上,同时上

Q6:如何投资印度和巴西的股市

不做股票不就玩了,现货比他们更好。